作为法治的最高准则，宪法以主权的方式使各国对这些附属的法律体系做出承诺。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的社会现实发生巨大转变，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使得人们依靠自己的房舍、田地来谋生的可能性日渐减少，个人为自身生存负责的前提不复存在，对社会的依赖相应增加。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颇广，但民事侵权行为纷繁复杂。
警察实施义务性介入，形成的是三方法律关系。梁晶蕊、卢建军：《论法治社会中的警察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97页。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5页，脚注[23]。例如，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扣押出售出租的淫秽音像制品以及非法买卖的危险物质，并应当收缴相关物品。[64]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对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的潜在要求。
公安部出台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在第11条中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21]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以下。发挥证明案件事实功能的是调取、查封、扣押之物，并非记录证据种类的清单，如此规定就可能产生法规范适用上的不确定性。
而在当前的监察立法中，以留置规范为例，关于留置场所的具体指向始终不明，实践中出现的留置场所包括党政教育基地、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看守所留置区等。其次，监察法作为公法，重点在于对监察权力的授权与约束，从而使监察权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因此相关规则必须通过成文法予以明确。监察法法典化的倒逼效应正是进一步推进监察活动法治化的契机。监察立法的粗放化是由于监察体制改革初期缺乏足够的立法经验，从而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
例如，《监察法》第36条建构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监察工作机制，但内容较为原则。由此，地方实践亦先行出台关于技术调查措施的规范性文件。
另一方面，要确保监察法典与多线程改革之间的适配性，尤其要处理好监察体制改革与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之间的关系。随后出台的《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发展了监察法规范体系，弥补了《监察法》中的诸多不足。四是逻辑自足性，即要求监察法典中的概念、规则、制度是按照逻辑编排，从而使监察法典形成一个连贯的、逻辑自洽的整体。当下，监察法的法典化已经具备较为充分的价值基础、规范基础与现实条件，具有可能性。
控制犯罪的同时不能突破人权保障的底线，这是监察法典建构时应当遵循的法理。（二）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具备 判断某一领域法律是否到了法典化的恰当时机，最为直观的依据便是作为法典编纂规范来源的相关法律是否初具规模、初成体系。2.体系化程度不足 由于监察立法的粗放化，当监察实践中出现因规范密度不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难题时，就不得不寻求单行法、监察法规，甚至是规范性文件对基本法的细化、补充或解释，这便形成了分散立法的格局。监督权尚不具备独立性，从属于既定的主权力，纪律监督从属于纪检权，行政监察权从属于行政权，检察监督权从属于检察权。
那么，如何定义技术调查措施？有哪些种类？如何理解立法中的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有关机关等不确定性概念，立法上的模糊性导致监察机关在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时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有较大的裁量空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民法典》的成功编纂为监察法法典化提供了可资转换的立法经验，如《民法典》编纂中提出的总—分式体例结构为监察法典的体例结构设计提供重要借鉴。
综上，监察法的法典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为什么要提倡监察法法典化？这一主张是否有必要？又是否有可能？若有，监察法的法典化进路应当如何展开？以上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需要制定一部《监察法典》以推进监察法治建设。第二，部分规范含糊其词。法典作为立法的高级形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即指出：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无论是《监察法》，还是《监察法实施条例》都对监察建议的启动、签发、监督落实、责任认定等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当然，由于本文提倡实质法典化，并非将党内法规或党内规范性文件直接进行汇编，而是经过调适与整合，使党内法规或党内规范性文件对国家法体系秩序发挥好正向影响。不同的是，我国监察体制的特征是上命下从的一体化体制，能够提升监察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提高监察效能，实现上级监察机关对下级监察机关的有效监督，防止监察权滥用。
因此，监察法典的建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规范，从而细化与分化监察权，约束监察权的裁量空间，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监察法典的编纂正是契机，在监察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对监察立法的缺口进行填补，使监察立法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监察法领域的法律规范体量与民法、教育法、环境法等部门法相较而言有所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不具备支撑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法规范在形式上的逻辑自洽与互不冲突是法治所追求的形式理性价值。
对照《监察法》第29条与《刑事诉讼法》第155条后发现，两法在通缉对象上存在差异。但是，当前监察立法中关于制约与监督监察权的制度设计尚显粗糙，如监察信息公开的阙如导致社会性监督缺位，人大监督存在滞后性，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存在局限性等，这些是监察法典建构中需要予以回应的难题。
（四）监察法典的基本框架 欧陆国家的法典体例通常采用总—分结构。首先，法典化进路有系统的立法规划，属于整全性立法，能够有效避免无序立法、低效立法、冲突立法、重复立法。以技术调查措施为例，在《监察法实施条例》出台前，《监察法》第28条规定：监察机关调查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借鉴我国法典编纂的成就与经验，反思监察立法现状，对监察法法典化的前景进行审视。
对于程序性权利缺失的问题，虽然监察调查活动有一套独立的法理逻辑支撑，但留置措施的对象是涉嫌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留置期间的证据将来要纳入刑事审判来检验，从实践来看无法将留置措施和刑事司法相割裂。《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11条、第12条对这一工作机制进行细化，起到了实际上的制度建构功能。
首先，监察法典中的制度设计必须选择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有经验基础的制度。并且，也并非要等待所有监察领域的法律法规都尽善尽美才能制定法典，1910年法国劳动法典就是例证。
但是，考虑到单行法对法典秩序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单行法的出台必须符合合法性（不得与法典相抵触，且须保持价值一致性）与必要性（属于法典尚未涉及的内容）。因此，异质性的单行立法能够更灵活、更有效地帮助行政机关解决实际问题。
并且，单行法与法典的关系在法理上应当认定为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从而维护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但是，分散化的监察立法模式会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如当前监察立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就存在不协调之处。因为，法典化以完备性为追求，要求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则尽可能全面涵盖。若对比先后出台的《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能够发现监察领域的立法技术不断成熟，这为监察法法典化奠定经验基础。
法治是制约公权力的根本方式。具体而言，监察法典的人权保障底色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贯彻正当程序原则。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法典化 。最后，监察法法典化能够确保不同部门法法典化进程的同频共振。
当下，监察法律规范、监察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与监察活动相关的党内法规或党内规范性文件等已经初具规模、初成体系，初步构筑了监察活动的基本规范依据。《民法典》编纂采取的是先分后合的渐进式立法，这一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及时、高效地解决监察实践困境。